古代中原漢語中的通古斯語、蒙古語、突厥語成分

朱學淵負隅頑抗：敢與雲中君大師商榷古代中原漢語

仔細拜讀了很有價值的“雅言”討論，但經雲中君先生的訓斥和批評，它又嘎然中止了。我把這些對話提上來，只是請大 家虛心地再讀一遍自己和別人說過的話，再體會一遍做人要兼聽則明的意義。當然，學術可以變成文化沙龍，但哈哈哈哈，不是我們的願望；然而，在沙龍裏訓人就 更不好了。

以我看，武漢人先生，雲夢海岳先生的許多話，都含有很合理的成分的。雲中君先生也不敢把話說得更透徹一點的；然而，他的基本點是，“雅言”是文化而不是語 言（或語音）層面上的問題，我們也都看得出來的。而且，他還把文字和語言攪和在一起，如他說：“如果作為語音的雅言的確存在，……那麼他們為何能讓秦漢帝 國……如此迅疾地從口語為主體的傳承轉為書寫為主體的傳承。”

而文字和語言是沒有直接的關係的，語言是一種傳承系統，沒有文字也要“紅旗代代傳”的。即便漢語也有過無字的階段，蒙古語、突厥語、女真語就更有荒昧的時 代了，這就象不識字的人會說話，識字的人也未必說話就風雅的。反過來，夏代才開始有文字雛型，那時的語言又如何可能是雅言呢？雲中君可能也沒有想得這樣 深，但我總會把你的話理解得深且遠。

把語言和文化弄在一起扯，是要出問題的。而中國又偏偏有兼文字學和語言學一身的“訓詁學“，甚至還有一個基本方法叫“互訓”（迴圈邏輯？），更是搞得傳統 學術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有網友說我的研究與傳統學術不合，我非但不生氣，而且很高興。順便說一句“七、八個人”懂訓詁，是五、六十年前胡適之在某沙龍裏 說的，也是別人傳給我聽的。至於網友們說自己懂與不懂，都於事無補，“訓詁”到今天也沒有解決不了雅言的問題。因此，懂也不見得有學問，不懂也不見得是“ 二楞”。

在這方面訓詁學不中用的原因，是因為它沒有“外訓”的座標，即不同語言的對照。就象雲中君常常訓人，而沒有人反駁，就等於沒有了鏡子，於是就象太辣太辣的 太陽一樣，是要犯錯誤的。而我受了雲中君的教訓，既然自己已經“羞辱”了一門大學問，當然也就更有自我犧牲的精神，來為學術巨人做一面的鏡子。

其實，武漢人先生認為雅言可能是一種普通話（希望沒有誤會，有誤會請與我劃清界限）。雲夢海岳先生說的，“雅言可能是關中周邊民族語言與南亞、南島語言的 混合，並且其中有單音節語言的主導作用，而產生的。……孔子本人所屬的東夷族即可能是烏拉爾蒙古利亞人種。”“曲阜方言甚至在底層與金元虜語也沒有顯著差 別。”我認為非常有見地的意見。

兩、三年前我在美國《中國語言學報》上發表了“古代中原漢語中的通古斯語、蒙古語、突厥語成分”（Journal of Chines Linguistics, Vol 31, No. 2, June 2003），談的是一樣的問題。而該文是使中華書局犯了“學術事故”，可能也是“羞辱”了美國語言學術的《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中的一篇。

當然，這是四、五年前寫的，有個別想法也有變化，但來不及表達了。
向往復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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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原漢語中的通古斯語、蒙古語、突厥語成分

朱學淵

提要：本文從春秋齊魯人名、地名與北方諸族族名之關聯出發，探討了中原古代居民的語言和血緣的融合機制。漢—藏緬語系理論已為學界廣泛認同，但作者認為無 視漢語中的通古斯、蒙古、突厥語成分是不合理的；所謂阿勒泰語系諸族及其語言，應源自黃河流域；而古代北方漢語，則應是在藏緬式的南方語言的影響下形成 的。

•引言

漢語方言之間的差異性，可與歐洲語言的多樣性相比擬[1]。然而，“北方漢語”卻又有著並不亞於“美洲英語”的統一性。後者產生於歐洲諸國大量移民的近三 百年間；而“北方漢語”的出現，則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這種“大一統”現象，使我們猜測：“北方漢語”必定是在一個漫長時期裏，由許多不同部落的原始 語言融合而成的。那時候，在黃河流域一定發生過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和融合活動。

現代語言學是將“漢語”歸屬於“漢－藏緬語系”的，這種極具說服力的理論，使人們開始積極地注意“藏緬語”與“漢語”間的關係；但同時又使人們忽視了其他 語言在“漢語”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實，“中原居民”與“北方諸族”直接相鄰，他們之間必然會有血緣上的聯繫；其次，基於對地緣和人口的考量，似乎不 應是“藏民族”本身，而是其他“藏緬式語言”的載體部落參與了“中原漢語”的形成。然而，“北方諸族語言”與“藏緬式語言”，又有著截然不同的語系分野。 因此，辨明中原地區古代民族來去的方向，及其語言的“先後”、“主客”和“轉換“關係，將是認識“古代中原漢語”形成的先決條件。

許多證據表明，“戎狄諸族”是在遠古時期從中原地區出走的。“北狄”部落在草原地帶，因改營遊牧而獲得了巨大遷徙能力；所謂“西戎”民族，也就是沿河套通 道轉徙陝甘寧青，爾後再經河西走廊擴散至中亞、南亞、東歐地區的“北狄”部落[2]。正因此，“北狄”和“西戎”的許多部落名，乃至“西域”的族國名，都 可以在古代中原部落的歷史中追溯到它們的始源；反之，“華夏民族”民族的許多語言資訊，亦可以在歐亞草原上去尋覓它們的去蹤。“北狄”、“西戎”與“中原 部落”間的這種同源關係，正是現世所謂“通古斯”、“蒙古”、“突厥”語的成分，在“漢語”中有著舉足輕重分量的根本原因。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和湖南的“城頭山遺址”等考古發現，震撼了世界各國學術界，這些七千至九千年前的古代農耕文明的出土，有力地 表明：長江流域有著更早的人類社會活動。其次，以現代基因科學為基礎的人類學的研究，也發現亞洲東部人類男性Y－染色體種類，自南向北漸趨單純的瓶頸現象 [3]。這些考古學、基因－人類學的研究成果，重現了古代人類遷徙活動，這也為“漢民族”和“漢語言”的形成機制提供了線索。

“語言”是人類歷史的“化石”。例如，“族名”作為血緣的語音標識，可能產生於人類語言的早期發展階段。而“族名”又往往會轉化為“姓氏”、“人名”和“ 地名”。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是，白令海峽兩側的地名或原住民的族名：“愛斯基摩”（Eskimo）、“楚克奇”（Chukchi）、“阿留 ”（Aleut）等，就很象“通古斯”族名“兀者”、“沮渠”、“挹婁”。在“阿拉斯加”一側的“尤比克語”（Yup'ik）中，還保留了為數不少的“通 古斯語”的基本詞彙；但是，尤比克語中的“基數詞”卻有著“五進位元制”的特徵[4]。這表明：可能是在“通古斯語”的“數詞系統”產生之前，這些“愛斯基 摩”人的祖先，就帶著他們的“族名”離開了“通古斯民族”部落群體。

不少人企圖從“地名”去為“民族”尋根。例如，在滿、蒙地區就可以找到許多個“鮮卑山”。事實上，上古人類是不可能先為山川河流，而後為自身血緣命名的； 這些山水地名不過是“鮮卑部落”遷徙活動的遺跡。同樣，人們尋找“族名”的語義，也往往是徒勞的。象“愛新”和“阿巴嘎”（通古斯語“金”和“天”），或 “叱奴”（蒙古語“狼”），這樣一些保有語義的族名，是為數不多的。“語種”的湮滅在歷史上從未休止過；然而，人們卻並不因為語言的更替，而輕易放棄自己 的“族名”或“姓氏”。在古代部落及其語言的興亡融合中，大量的“族名”早已喪失了它們曾經有過的含義；那些探索“突厥”、“蒙古”、“女真”，乃至“華 夏”這樣的族名的語義的努力，還不是統統都歸於失敗了嗎？

由原始“族名”發展而來的“地名”和“姓氏”，無疑是人類語言最深層的沉澱；由於它們大部分失去了語義內涵，因此也不再遷就語言的遊移變幻，從而成為語言 中較穩定的語音成分。因此，揭示“地名”、“姓氏”，乃至“人名”的族屬、語屬資訊，是歷史語言學的最基本的研究內容或方法。而中國歷史又恰恰在這些方面 為後人提供了豐富的記載。

《逸周書•王會解》，記載了兩個似不顯見於後世的北方族名：“空同”（khong-thong）和“姑他”（kha-tho）。其實，後史記載的“烏譚種 ”[5]、“渴單氏”[6]，“紇突鄰”[7]部；遼代“越裏篤”[8]，都是它們的變音。“塞種”部落“捐毒”或“尉頭”[9]，乃是它們遠涉中亞的同 源族類。“於闐”或“和田”，又是這些部落在西域形成的族國名[10]；《秘史》將其記作“兀丹”[11]，《元史》則作“斡端”或“忽炭”[12]。實 際上，中原地名“邯鄲”、“洪洞”、“滹沱”，都是它們最恰當的對音。從這兩個族名的語音解析，我們或許可以瞥見源自中原的古代人類部落，在整個歐亞大陸 上的流動勢態。

“中原地名”與“北方族名”之間的關聯，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史記》的“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13]的“三河”地區，必是“華夏民族 ”的根本之地。春秋時，那裏有“北虢”、“東虢”、“大鹵”、“曲沃”、“令狐”、“羈馬”、“狐廚”、“篪祈”等地名 [14]，它們顯然與“僕骨”、“東胡”、“同羅”、“昭武”、“術和”、“且末”、“兀者”、“赤狄”等族名相對應。又如，中原“戎”名“揚拒”、“伊 雒”、“陸渾”、“鄋瞞”、“皋落”等[15]，又與“按出”、“挹婁”、“術和”、“悉萬”、“斛律”對應。這些關聯現象，不僅是北方諸族出自中原的證 據，也是確認中原古代居民族屬的判據。

先秦人名也應為人們所重視。如“舜”的生母之名“握登”[16]，可能就是蒙古語中的“夫人”－“合敦”；又如“商王朝”的直系後裔，“宋國”的末代諸侯 “景公”名“頭曼”[17]，竟同一個匈奴單于之號[18]。再如，與“北方諸族”打了數千年的交道後，我們或許會聯想：“東郭”、“孟嘗君”、“扶蘇 ”、“胡亥”、“伍子胥”、“無忌”等古代人名，就是由“屠各”、“東胡”、“靺鞨”、“密須”、“回紇”、“兀者”這樣一些族名轉化來的；而《秦本紀》 所記載的：“大費”、“蜚廉”、“太幾”、“大駱”、“奄息”、“到滿”、“烏獲”、“孟說”、“白起” 、“惡來革”、“百里奚”、“摢裏疾”等人名，則無一不是“胡名”、“胡姓”[19]。

當然，對“族名”、“地名”、“人名”的研究，必然會涉及漢語古代語音問題。清代以來的中外文字語言學者們對先秦語音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古《切韻》系統上 從事反推。一些學者客觀地指出，作為規範漢語語音的一種努力，《切韻》等書也把許多“古音”抹煞掉了[20]。為重現各代“古音”，選取一些非漢語的對照 系統是至關重要的。例如，梵語和漢語的譯音比較，曾對認識唐代語音起過有益的作用。又如，藏語和漢語間的比較，則劃時代地推動了漢－藏緬語系在發生學意義 上的研究。而近百年來，西方歷史－語言學者對古代西域地名、族名、人名，懷有極大的學術興趣。他們很精明地看到，從中可以發現上古漢語的一些語音線索。

事實上，對先秦文獻記載的中原人名、地名的比較研究，不僅具有“語音學”的價值；我們還可以從“人類學”的角度，更深刻地去解析“漢民族”極其語言的融含成分。

•春秋時期齊魯地區住民的族屬分析

“春秋”是一個仕農工商全面發展，文化教育長足進步時代。而春秋時代的“齊魯”地區，又是農業文明的中心，孔子作為“專業”的“思想家”、“教育家”出現在魯國地方，是齊魯地區的經濟發展，帶動文化教育事業的必然結果。

西周的“宋”、“衛”、“魯”三國，又是“商王朝”的故地，學界一般也認為“商族”與“東夷系”民族的淵緣較深。研究“商部落”族源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因為他們創制了“甲骨文字”，這於“漢民族”及其語言的形成來說，是個至關重要的里程碑。

《史記•仲尼弟子》所記載的孔子的七十七個平民學生，大多是出自“商奄”周邊諸國，他們的姓氏則為我們檢索的“商族”居民的族屬，提供了一套標本。這些姓氏本該是古代中原的部落－氏族名；而它們與北方諸族族名的相似性，則揭示了中原古代居民與中國北方民族同源的事實。

本文的姓氏研究始于孔子學生中的含“公”諸姓。

“公”姓諸生
孔子弟子中有十一人的姓氏含有“公”字：“公冶長”、“公皙哀”、“公伯繚”、“公西赤”、“公孫龍”、“公祖句茲”、“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 ”、“公西輿如”、“公西箴”。此外，《史記》還說：“黃帝者，……姓公孫”[21]。因此判定這些含“公”姓氏的族源，對於中原古族的研究是至關重要 的。
有人說“公孫”是“公之孫”，“公伯”是“公之伯”，“公祖”乃是“公之祖”，這大概都是些無稽之談。我們還得從語音上來尋找它們的族名之源。從字形上來 看，“公”與“瓜”有相象之處；但是“公”和“瓜”究竟是否相關？從文字考據的角度來說，是頗難求證的。然而，“瓜”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我們 也若將“公”作“烏”、“兀”、“斛”、“紇”讀，所有含“公”姓氏[22] 與北方諸大族族名的關聯，倒是一目了然了：

“兀者”： 公祖、公肩、公車、公仇、公朱；
“回紇”： 公夏、公何、公戶、公扈、公華；
“烏孫”： 公孫、公山、公申、公慎、公勝；
“紇奚”： 公西、公皙、公師、公施、公息；
“曷薩”： 公沙、公若、公帥、公索、公輸；
“斛律”： 公良、公林、公劉、公留、公旅；
“紇突”： 公濤、公佗、公德、公都、公堵；
“巫馬”： 公孟、公明、公罔、公文；
“呼延”： 公冶、公言、公羊；
“阿巴嘎”： 公伯、公賓。

因此，將“公”讀為“烏”或“兀”，不失是個成功的歸納和猜想。而“黃帝”亦姓“公孫氏”，也必是“烏孫氏”；而“烏孫氏”很可能就是“愛新氏”[23]。這無疑揭示了“中原民族”與北方民族是有著深度淵緣的。

“冄”氏諸生
孔子弟子中有五人的姓氏含“冄”字：“冄耕”、“冄雍”、“冄求”、“冄孺”、“冄季”。
一般認為“冄”字即是“冉”字。其實，它是“內”或“南”的別寫；這個說法可能較少質疑，因為“楠”字，亦是作“枏”寫的。“冄”從“泥母n”，讀“納 ”、“奴”、“粘”、“囊”大概皆可。“冄耕”、“冄雍”、“冄求”、“冄季”等，應與女真姓氏“粘葛”、“納合”、“納吉”相關。而“冄孺”則必是蒙古 語的“太陽”nar，或naran（“納蘭”）一字。
除此之外，仲尼諸弟子中還有：“南宮括字子容”和“壤駟赤字子徒”者；另如：商王“南庚”者，和“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者。這些“南宮”、“南庚”、“壤駟”、“南子”，以及古代姓氏“淖蓋”和“淖齒”，當然都是“冄耕”和“冄季”等的變音或異寫。

“顏”、“燕”、“原”氏諸生
王力先生曾就“安”、“焉”、“惡”、“烏”四字的同源性，進行過論證[24]。“安”、“焉”（an），與“惡”、“烏”（a、ak、al）間的音轉， 本與 n和l間的諧變有關；這種諧變出現在字首，就有“南”和“蘭”之通；發生在字尾，則是“安”和“烏”之轉。“焉”和“烏”相通，是我猜測“焉耆”即“兀者 ”的依據。

“顏”（ian）與“焉”音同，常作“安”（an）讀；基於上述的音轉規律，它當然也可以轉讀作“烏”或“兀”。因此，孔子的五名“顏”姓弟子的姓氏：“顏回”、“顏無”、“顏高”、“顏噲”、“顏何”，可能就是族名“烏護”、“護骨”、“回紇”的轉音。
孔子另外四名學生的姓氏：“顏幸”、“顏祖”、“顏之”、“燕伋”等，顯然就是通古斯族名“愛新”、“按出”、“奄蔡”、“安息”。而另一名姓“原憲”者，當是“元憲”或“兀憲”[25]，或即“烏孫”之異寫。

“高柴”、“後處”
仲尼弟子中有“高柴字子羔”者。“高”字可能不是讀作gao或kao，而應該是讀作ghao、khao、hao或ao的；事實上，由“高”字衍生出來的“ 蒿”、“鎬”、“毫”、“豪”等字，也都是讀hao的。如是讀來，“高柴” 和另一名學生“後處字子裏”之姓“後處”，都應當是“兀者氏”無疑了。

“卜商”、“伯虔”、“步叔乘”、“邦巽”
“卜商字子夏”，“伯虔字子析”，“步叔乘字子車”，“邦巽字子斂”四人的姓氏，可能與出現於不同時代的“白羊”、“拔野古”、“伯岳吾”、“巴牙兀惕”等北方部落名有關。
“伯岳吾”可能出自“伯顏”[26]，即滿、蒙兩語中的“富人”一字；這個氏族後來在歐亞草原上播散得很遼遠。據八－九世紀的西方記載，南俄地區出現過一 個兇悍部落名Pechenegs（“伯虔”？），匈牙利人稱其為Bes(h)enyo（“卜商”、“步叔乘”、“ 邦巽”？），阿拉伯文獻則記之為Bajanak（“伯顏”？），它們可能就是後來的“欽察伯岳吾”部。從這些歐亞草原上的“流”，我們可以回溯它們出自黃 河流域的“源”。

“施之常”，“石作蜀”
“厙狄”是個重要的氏族，北齊名人“厙狄幹”是被稱作“鮮卑老公”的[27]。唐代漠北“思結”部，元蒙時的“失吉”氏，入主近東的“塞爾柱人”，可能都 是“厙狄”之裔。古代西域的“瑟底痕” [28]，現代中亞的Sazagan、Shazhagay、Shizhaga等地名，想必都是“厙狄”部落徙居之遺存。

孔子弟子“施之常”和“石作蜀”的姓氏“施之”和“石作”，大概就是“厙狄”。據西元491年安提俄克城“約翰”的記載，有一個名叫Sigizan的Hun人，曾服役於拜占庭的軍隊[29]，Sigizan顯然就是“施之常”。

“司馬耕”
仲尼有弟子“司馬耕字子牛”者。

一般以為“司馬”是從官銜轉化來的。司馬遷在《自序》中，卻從未說過因祖上當過“司馬”官，而襲了這個“司馬”姓。在他的先人中，還有名“蒯聵”、“昭豫”、“無澤”者，它們顯然是從族名“護骨”、“昭武”、“兀者”轉化來的，看來太史公的家系也有著“戎狄”的血統。
人名“司馬耕”、“司馬遷”，與古代族名“悉萬斤”、“悉萬丹”、“悉泯健”[30]、Sarmatae[31]（“薩爾馬泰”），地名Samarkand（“撒麻耳幹”）等如此

人名“司馬耕”、“司馬遷”，與古代族名“悉萬斤”、“悉萬丹”、“悉泯健”[30]、Sarmatae[31]（“薩爾馬泰”），地名 Samarkand（“撒麻耳幹”）等如此音似。我想，漢姓“司馬”、“西門”，胡姓“泣伏”、“乞伏”、“石抹”，匈牙利姓氏Szima等，可能都是族 名“悉萬”之變譯。

“巫馬施”
與“巫馬”同源的“胡名”、“胡姓”隨處可見。《魏書》所記載的人名“務目塵”[32]，氏族名“侯莫陳”[33]；《新唐書》記載于闐王“姓尉遲氏，名 屋密”[34]；宋代西夏民族則有“嵬名”、“訛命”等姓氏；《遼史•兵衛志》則記載了“屬國軍”名“烏馬（山奚）”和“胡母思（山蕃）”。這些人名－氏 族名，和中原地名“侯馬”、“高密”，新疆地名“哈密”（維吾爾語讀“庫密”），西域古國名“胡蜜丹”等，可能都源自北方族名“庫莫奚”一字。

“澹台•滅明”
“澹台”當是“拓特”，即“韃靼”之源名。蒙古人通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流域的女真部落為“水達達”，亦可見“拓特”是個通古斯系姓氏。
“滅明”，北方諸族中沒有這個族名的顯性記載；但西域卻有“迷密國”，它是“昭武九姓”之一的“米國”，《新唐書》說：“米，或曰彌末，曰弭秣賀”[35]。
“澹台•滅明”，或許應該是複合姓氏“拓特•弭秣”。

“漆雕”
孔子有三名姓“漆雕”的弟子：“漆雕開”、“漆雕哆”、“漆雕徒父”。《說文》說：“雕，琢也”；又說：“琢，雕也” 。因此“漆雕”當是chi-tiu或chi-teok，即族名“赤狄”（chi-ti）之音。

“秦冄”
“秦冄字開”。“秦冄”當是後世鮮卑系民族部落名“叱奴”、“醜奴”或“叱那”，即蒙古語之“狼”字。

春秋時代的“殷之遺民”，仍然保留了“夷”、“狄”民族的姓氏特徵，這顯示他們與“北方諸族”有著同源的關係。他們一定是經過了使用“藏緬式語言”的部落的長期影響，才轉化成使用“漢語”的“中原漢族”的。

那時，中原地區的語言可能還相當複雜，各部落語言的“漢化”過程也並不是同步進行的，有些部落仍然在使用“戎狄”語言，《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記載了一則 有趣的相關故事。吳國被楚國戰敗，而告于盟主晉國，各諸侯在一個叫“向”的地方聚會，主盟的晉大夫“范宣子”，逮捕了私通楚國的莒國公子“務婁”；他又懷 疑“薑戎氏”洩密，而指責來會的戎子“駒支”；後者則作了一番頗長的辯解，其中言及：“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

這無疑說明，雖然那時“漢語”已經形成通用已久，而且中原“諸戎”部落也積極參與了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軍事活動，但是它們所使用的語言，與中原諸國的主流語言仍然是不同的。

•春秋前後“齊”、“魯”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名

儘管，許多中原部落在遠古時代就逐個地離析出走了，有些則融合消蝕了，但它們仍然在黃河流域的留下了痕跡。在那些自“春秋”保留至今的中原地名中，許多就是“華夏民族”的祖先部落名。
引言中對黃河中游“三河地區”的“地名”和“戎名”的討論，使我們瞭解到那裏的古代部落，與“北方諸族”有著親緣關係。而《漢書•地理志》所記載的黃河上游的“西戎”之地，即今天的甘肅慶陽、寧夏固原、陝北延安一帶的漢代地名，亦與“北狄”族名有著鮮明的可比特徵。例如：

“烏氏”、“鬱郅”、“月氏” 即“兀者”，
“木禾” 即“靺鞨”，
“安俾” 即“阿巴嘎”，
“龜茲” 即“厥機”、“沮渠”，
“複累” 即“覆羅”，
“直路” 即“敕勒”、“叱勒”，
“回獲” 即“回紇”，
“朝那” 即“叱奴”，
“獨樂” 即“吐如紇”、“同羅”，

如果在“齊魯地名”與“北方諸族族名”之間，也可以發現同樣的可比性，那將使整個黃河流域古代居民與“北方諸族”的同源關係，得以全面展現。而這種比較也並不是難以實現的。
我們不難發現自“春秋”始，中原地名的記載數量有一個“飛躍性”的增長。它們中的大部分無疑是承繼於前代的，其中還有不少一直延用到現代。這顯然表明：從 “春秋”起，中原社會的經濟和文化形態已趨穩定。下文用於比較的“齊魯”及周邊地名都摘自《中國歷史地圖集》。為了彌補疏漏，我們添以若干戰國和秦漢時代 地名，以及個別西域族國名，來強化這個對比。如：

春秋戰國、秦漢齊魯及周邊地名 北方諸族部落名
公丘、冤句、魏其、郁秩、夏丘、尉氏 兀者、兀惹、（焉耆），
東阿、東牟、東垣、東昏、單父、堂阜 東胡、屠何，達斡爾，
祝其、贅其、垂葭、曲池、曲成、楚丘 沮渠、主兒扯、女直，
丘輿、鐘吾、龜陰、壯武、曲阜、曲沃 昭武、仲雲，
取慮、昌慮、訾婁、鄒盧、陳留、巨鹿 敕勒、叱勒，
牧丘、馬涇、蔓葭、麥丘 靺鞨、靺羯、勿吉，
咸丘、安丘 按出虎、安車骨，
鮮虞、鮮牟、豕韋、司吾 室韋、失韋，
外黃、五吾、高魚、武垣、滑 烏護、回紇，
無婁、袁婁、緣陵、胡陸 斛律、烏洛侯，
廩丘、閭丘、梁丘、犁丘 如甲，
蒲姑、平陰、符合 僕骨、婆萵，
符離、浮來 缽利曷、步六孤、（蒲類），
高唐、狐駘、邯鄲 烏譚、（和田），
菟裘、陶丘、桃丘 突厥、泰赤兀，
石門、鄋瞞 悉萬、乞伏、（悉萬斤），
須句、石窌 失吉，
高密、姑幕 庫莫奚、（哈密），
重館、長葛 鎮國，
逼陽、平陽 伯岳吾，
京茲、長勺 （精絕）、（金積），
即墨、葭密、羈馬 吉裏迷、（且末），
夫鐘 覆鐘，
夫餘 扶餘，
祝柯 術虎，
胡陽 呼延，
舞陽 兀顏，
不其 白狄，
夾谷 夾穀，

通過上述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若干現象，並得到一些結論：

其一， 後世北方諸族部落名“兀者”、“東胡”、“沮渠”、“昭武”、“敕勒”、“靺鞨”、“室韋”、“回紇”、“斛律”等，對應著為數眾多的中原古地名；這些北方大族，也必定曾是上古中原大族。

其二， 被認為是“通古斯系”的部落名“兀者”、“沮渠”、“靺鞨”、“按出”，與“東胡－鮮卑系”的 “東胡”、“室韋”、“昭武”、“敕勒”、“回紇”、“斛律”等部落名轉化成的地名，呈交錯分佈。因此，它們的血緣和原始語言的異同，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其三， 地名“桑丘”在多處出現，它們與“襄丘”或“商丘”一樣，顯然都曾是“商部落”的聚居地；魯國的“曲阜”，晉國的多個“曲沃”，可能都是源於族名“昭武” 的地名；山東半島盡頭有“即墨”，晉西南則有“羈馬”，兩地相隔千里。這些同源地名四處分佈的現象，表明遠古時代，黃河流域曾經有過大規模的部落遷徙活 動。

其四，“中原地名”與“北方諸族族名”間的全面對應表明：後世北方諸族，都是“古代中原民族”出走北方的胞裔。而“中原漢語”與現世“北方諸族語言”間的截然不同，則又表明：使用“藏緬式語言”的後來部落的不斷注入，是這種“古代漢語”形成的根本原因。

•語言比較的證據

上述“姓氏”和“地名”研究表明，演變成”漢族“的中原古代居民，與“北方諸族”有著血緣上的聯繫。如果我們能從“中原漢語”中發現“北方諸族語言”的成 分，也將是這種聯繫的重要證據。經過數千年的滲透和融合，北方諸族仍然使用著相當不同的語言，這些區別也必然是承繼于上古時代中原語言的多元性。因此，將 “中原古代漢語”與“北方諸族語言”逐一比較，不僅是對“漢語”的“語譜分析”，也是解析“漢民族”內涵成分的有效手段。

現代語言學並沒有注意到上述的現象，西方語言學界是將“漢語”和“藏緬語”視為親緣語言的。所謂“漢－藏緬語系”諸語言，大部具有單音節詞根和每個音節都 有固定音調的特徵。儘管，這個理論幾乎完全忽略了“漢語”與“北方諸族語言”的關係，但它仍是一個具有堅實基礎的理論體系。“漢語”和“藏語”間的大量的 基本語詞間的語音對應現象，構成了這個理論合理的內核，如：

漢語 變通字 吳音 藏語[36]
我 吾、俺 ng nga
五 ng nga
魚 ng /nyu nya
二 貳 nyi nyii
太陽 日 nye nyime
耳朵 nyidu nyendjoo
一 dji
三 sum
四 shi
死 xi/shi shi
有 yoo
不 莫、沒 mee
作 做 chee
候 huu
結束 卒 tsha
名 ming
誰 suu
氏族 ruu
鳥
雀 dja
鼠 dji
狐 woomo

儘管這個表列的容量有限，但已經足以洞察“漢語”和“藏語”間的親緣關係。特別是漢語的“南方方言”與“藏語”，在“我、五、魚”，“貳、日、耳”，“ 四、死”，“雀、鼠”這些無關語詞間的語音“同構對應”現象，可以看出“藏語”與“南方漢語”的關係，要比與“北方漢語”的關係更為根本。然而，一重親緣 關係的存在，並不能排斥另一重親緣關係。貌似截然不同的“漢語”和“北方諸族語言”間，或許有著不亞於“漢語”和“藏緬語”間的關聯。

“漢字系統”是從“象形字”發展出來的。基本象形字既以“象形”和“喻義”為本，也理當可為任何人理解和使用；日本、朝鮮、越南諸國將“漢字”使用了上千 年，都是按他們自己的語言去“訓讀”的。因此，如果我們能確定一些基本“象形字”的原始音訓，不僅可以追溯古代漢語的語源基因，還可以去判定漢字初造者們 的族屬和語屬。

以“馬”、“木”二字為例。它們不僅是兩個基本的“象形字”，而且是兩個重要的基本“聲符”，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在造字之初，“馬”、“木”二字就是讀作ma、mu、mo的。為了確證這兩個具有聲符意義的漢字的語源，下面謹作一個範圍稍廣的比較：

藏語 滿語 蒙語 突厥語
馬 ta morin morin/at at
木 shiin mo mod agach

從這個比較不難看出：突厥語和藏語與這兩個漢字是無關的；藏語的shiin，可能是“薪”字的音源；而只有滿語和蒙語中的對應字，才與漢語中的“馬”、“木”二字有本質的關聯。
中國古藉為“古代漢語”和“北方諸語”的關聯現象，也作了若干相當有意思的隱性記載。例如，《爾雅•釋草》說：“卉，草。”“芛、葟、華，榮。”

象形字“卉”表現了茂盛的叢草。“草”字在藏語中是tsa；在滿語中是or-ho（“斡兒和”）；而在匈牙利語中為fu。不難看出，漢語的“草”，與藏語的tsa有著淵緣；而“卉”字則與滿語和匈牙利語相關。

而“芛”、“葟”、“華”，義“榮”，即是“花”。它們實際上都是“花”的不同的寫法而已；而獨樹一幟的“芛”，則可能是滿語的“花”－“依爾嘎 （哈）”（ilga / ilha）的縮音。我不想再討論“花”是否就是“哈”的轉音，但必須指出上述諸字與藏語是絕對無緣的，藏語的“花”字是metoo。

《爾雅•釋天》還說：“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傳統文字學的解釋是，它們是上古各代“年歲”一詞的演變；“唐虞”則解作“唐堯虞舜的時代”。事實上，“夏”、“商”、“周”本是中原強部之名轉化成的朝 代之名，“唐虞”是“堯舜”所出的部落，它可能就是“東胡”，或元蒙時代“唐兀”[37]之異譯。與其說這幾個同義詞是發生在各個時代，還不如說它們是古 代諸部落語言在中原漢語中的沉澱。

“年”字，蒙古語作ziil，即是“唐虞曰載”之“載”；而滿語作anen，又正是“周曰年”之“年”；滿語的“歲”字ser，恰似“商曰祀”之“祀 ”；“夏曰歲”之“歲”，則是“楚瓦什語”之sul，。看來，“夏”和“唐虞”似為“蒙古語族”，而“商”和“周”則似“通古斯語族”。

西方語言學者的豐富想像力予我們很多啟發；但時而也有走得太遠之嫌。例如，高本漢推定了漢字“卒”與藏字sdud-pa（讀tsha，義為“收集，聚集， 聚結起來”）同源後；又進而推論其“士卒”之義，是來自“受強制勞動的男人群體”的意思。對此，就連包擬古也有“離題太遠”的感慨[38]。

藏語的“士兵”是mermi，它與漢字“卒”是沒有什麽關係的。蒙古語的“士兵”作tsereg，“健壯”作cheereg；而匈牙利語的sereg一 字，已意轉為“軍隊”了。tsereg、cheereg、sereg等當同鮮卑語“車鹿會”一字，“壯士”之謂也，在原始社會裏“壯士”就是“戰士”，它 們大概就是漢語中“卒”字的意源。

一些“突厥語”的基本詞彙，也遺存在“漢語”中。如：hun（“陽”）、su （“水”）、toprak（“土”）、hoca（“車”）等。當然，“藏語”的chuu與“水”字也很相近；“藏語”的“土”字saa，則是“沙”字的影 子。但是，如果我們過分執著地要從“藏語”中去尋找一切“漢字”源泉，或許也會有失公允。

根據“車”和它的衍生字“載”的現代讀音，可以推測“車”的源音應該是在cha和chi之間，而“車”字在突厥語中為hoca，在匈牙利語中則為 kocsi，它們的讀音都恰似“高車”，亦幾同歐洲語言中的coach。有匈牙利學者認為，這是匈牙利語彙對西方語言不多的貢獻之一。如果這種說法是可靠 的話，或許我們已經尋得了coach一字遠在東方的“中原古代語言”的根。

一個簡明的表列，或許能彌足專門家和流覽者的共同要求：

漢語 變通字 藏語 滿語 蒙語 突厥語 匈牙利語
萬 chi tuman
花  metoo ilga / ilha
木 薪 ` shiin mo
草 卉 tsa or-ho fu
鐵 dja temer
河 gukdju gol folyo
火 me gal
氣 lung hii
水 chuu su
土 （沙） saa toprak
車 kolo hoca kocsi
馬 ta morin lo
驢 pung-gu
牛 特 long ihen tehen
羊 luu jamaa
兔 rekoon tuula
頭 元、兀[39] go uju da、咄
臂 胳膊 lang-aa gala gar gol
年 載 lo anen ziil
天 nam tengri
山 嶽 ri uul
山脈 嶺 ribo alin
峰 丘 ridse colhon
雲 drimpa uul
雨 cher huur
父 爹 papa etseg atya
母 娘 ama anyen anya
兄 昆 djudju ahun
弟 仲 oma deote duu
兵 卒 mermi tsereg

最後，我們不妨注意一個地理－語言現象：南方“河流”多以“江”名；北方則多以“水”或“河”名。前者如“湘江”、“贛江”，後者如“涇水”、“渭水”， 或“黃河”、“淮河”等。其實，“河”是蒙古語gol字之轉，而“水”是突厥語su之音。甘肅臨夏舊名“河州”，當地使用蒙古語的“東鄉族”民眾，則是以 諧音稱之為“各州”的。

•結論和思考

經過上述的比較，我們應該會進一步思考一些基本問題。

首先，“聲調”的確是彌補“單音節”辭彙的表義困難的一種手段，但也很難設想一種能夠表義的原始語言的基本詞彙系統，與生而來就是具有“單音節－聲調”特 征的。事實上，不少藏語和古漢語的辭彙，也是“多音節”的；由於“多音節辭彙”的表義精度增加，自然也就可以免除對“聲調”的管制。當然，也有些學者極有 見地地認為，人類語言的辭彙音節數量可能是由簡到繁的；還有學者認為“輔音叢”或“複輔音”的分化，是“多音節”辭彙形成的原因之一。

上古漢語有“複輔音”的特徵，是不必否定的；然而，也不宜將其“擴大化”。例如，有學者認為宋景公之名“頭曼”，就是一個“複輔音”字t.rmog；但察 明瞭“商部落”與“北方民族”有著同源的關係後，“頭曼”是通古斯語的“萬”字tuman，也就不奇怪了。許多漢字是“北方諸族語言”多音節字的簡縮，“ 萬”來自tuman，“馬”出自morin，即是兩個例字。這種轉化的原因：既可能是來自所謂“藏緬式語言”的影響；也可能是“象形文字”的反作用。總 之，漢語的“一字一義一音”的特徵，不少是“後天獲得性”的非自然現象。

其次，藏語作為一種較純的“漢－藏緬式語言”，它與南方漢語方言有比較接近的關係；加上“壯”、“侗”、“苗”、“瑤”等同屬語言，也都居於中國南方的地 緣分布，使我們可以判斷（猜測）：它們的共有語詞和“單音節－聲調”的特徵，可能是在中國南方地區發育成形的。而所謂“藏緬語”諸族，大概也是從那裏朝西 擴散出去的。中國南方古代居民向北方的遷徙活動，則是改變黃河流域古代語言的根本原因。

黃河流域古代居民及其語言，與“北方諸族”及其語言間的關聯，顯示“北方諸族”與“中原古族”是同源的。離開黃河流域的古代部落，保留了他們的祖先從中原 地區帶出去的，具有較純粹形態的各種“原語”。這些遷徙活動，可能在現代人類的祖先到達東亞地區後，就沒有間斷停頓過。“愛斯基摩”人脫離“通古斯”部落 群體，可能是發生在“數詞系統”產生之前，即是一個例證。最近發現的“紅山文化”早期遺址，可定在五千至七千年前，或許這也是“中原部落”進入“東北亞地 區”的時代座標之一。

“漢－藏緬”式中原語言，即“漢語”的形成和確立的時代，至少應該是發生在四千年以前的“史前期”，因為中國最早的歷史記載，就已經是用具有這種語言特徵的文字寫成的。包擬古說[40]：

“這種先藏語（按：指“漢－藏緬式原語”）的影響到底發生在什麽時候呢？西元前一○二七年周滅商的時間比它要晚，因為許多跟藏語有關的上古漢語詞在西元前13世紀的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了。

“周族跟這個影響漢語的先藏語部族可能屬於同一支，或者是有某種親屬關係的另一支，不過入侵中原的時間要晚一些……

“鑒於藏緬語中許多語言的差異很大，我們只得把共同語的時間定在非常遙遠的年代。但是由於現在假設一大部分漢語和藏語的共同辭彙是借用的結果，這就容許我 們把（按：應指上古中原語言自“藏緬式原語”借詞的）年代定得比較近一些，也許大約在西元前二○○○年的前後幾個世紀之間，對於解釋這兩種語言的相似和差 異來說，這是一個相當合理的時間深度。”

他在這裏說出了一些重要的道理。如“漢－藏緬式原語”，即所謂“先藏語”對於古代“中原語言”來說是外來的。而“漢語”，即“漢－藏緬式的中原語言”中的與“藏語”共有的語詞，大部是“借用”的，而不是“同源”的。

但是，作為“借方”的各中原部落的語言，在受到“貸方”語言－“先藏語”的衝擊前，例如“商部落”的祖語，究竟又是一些什麽樣的語言呢？他是沒有把握來回 答的。在上述的引文中，他還曾猜測“周族”可能是一支“先藏語部族”。其實，種種跡象表明，遠古時代的“夏”、“商”、“周”、“秦”等部落，非但不是什 麽“漢－藏緬式原語”的載體，而是與“北方諸族”同源的部落。

那末，“漢－藏緬式原語”的衝擊，又是來自什麽方向的呢？包擬古在一條注解[41]中說，這種“先藏語”影響主要是來自西方的。這大概是從古今藏族一直居 住在中國西部的現象，而引發出來的一種地緣性結論。其實，“藏民族”只不過是使用“藏緬式原語”的諸族中，因為走得最遠而保留了較純淨的語言形態的一支人 群－部落而已。那種具有“單音節－音調”特徵的古代語言，對“中原古代語言”的衝擊，更可能是直接來自長江以南的“南蠻”諸族。這種語言的運動取向，與亞 洲東部古代人類的由南朝北的遷徙態勢也是一致的。

我們明知“漢語”的“多源性”，卻只說“漢語”和“藏緬語”有著共同的祖語，當然是不全面的；而將如此龐雜的“漢－藏緬語系”的共同祖語（如果存在的 話），又僅僅說成是“先藏語”，則更是欠妥的；然而，使用“先藏語”這樣一個名詞，只是用現存表像去逼近歷史真實的一種“無奈”。

中原地區古代部落的“夷”、“狄”、“戎”、“胡”屬性，都表明他們與後世“通古斯”、“蒙古”、“突厥”諸族同源。這些出自黃河流域的“北方諸族”的語 言，已被西方語言學者歸屬為“阿勒泰語系”。然而，經過數千年的兼併融合，這三種語言的基本數詞竟都不一致，而且許多“共有詞”也都是互借的結果；可見遠 古時代中原部落的語言狀況，還要大大地複雜得多；因此也很難設想它們有一種共同的祖語。這個理論的基礎非常脆弱，但它的影響卻十分巨大。
由於漢字系統非表音的特殊性征，我們今天最明白的也只能是包括各種方言在內的“現代漢語語音層”，其次才是那些“韻書”所記載的所謂“中古音”。人們對上 古時代漢語語音的探索，只是基於中古漢語語音，參照某些對比系統的“反推”或“猜想”。“詩韻”和“藏語”，是中外語言學者們用得較多的兩種對照系。作者 在欣賞這些研究成果的同時，還想以本文的結論指出：“北方諸族語言”是“漢語”的另一面重要的“鏡子”。

如同“潔白透明”的“白光”可以分解成“紅”、“橙”、“黃”、“綠”諸色一樣；我們竟也在“純潔無瑕”的“漢語”中，析出了“戎”、“狄”、“夷”、“ 蠻”語言的可比成分。如果能作一個定量的統計，或許可以發現“漢語”中的“北方諸族語言”的內涵，未必亞于“藏緬語”的分量。現代“漢－藏緬語系”理論的 創導者們，有著不同凡響的洞察力和不可磨滅的功績，但是他們完全忽視了“中原古代居民”及其語言，與“中國北方諸族”及其語言之間的親緣關係。他們的這種 “色盲症”，也許限制他們的某些結論的“準確性”或“正確性”。